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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领导者的公共形象已成为领导力的一个关联因素。在社会的公共期待上，人们对于领导者有着诸如“崇高”期待、“才资”期待、“平民”期待等诸多预期；而在领导者的形象方位上，人们亦有着诸多社会性定义。这些公共期待和对于领导者公共形象的理解和定义，已约定俗成为当今世界“成功型”领导者形象中共同的“普适性”元素。新形势下的领导者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素质：

　“现代人”是领导者群体人格的基础。“现代人”领导特质的本质，是对于“现代”精神的把握。

　  领导力一部分来自于领导者职位的权力和其自身的能力，另一部分则来自于人们对领导者形象的“情感性”认可。这种认可，一是基于领导者与时代精神的契合度，二是基于领导者与人们形象预期上的契合度。毫无疑问，今天领导者的公共形象，首先应该具有“现代人”的精神特质，体现出充沛的时代精神和人文禀赋。对于“现代人”的精神特质，我们可以做出多方面定义。但总的来说，现代人型的领导精神特征，一般可以归纳为：一是思想开通，精神结构具有高度开放性；二是对新事物敏感，体悟社会发展的时代精神的“直觉能力”较强，并且容易接受新事物；三是包容性强，对不同观点、多元的东西宽宏和容纳；四是不隔断和疏离传统，比较重视从传统的历史文化中吸纳养料。由此可见，真正的“现代型”领导者，不是脱离传统和历史的人，而是从历史文化获得“根基”、滋养良知，对历史文化教养和现代革新精神融合得比较好的人。

由于不同层级的领导者担负着不同的公共责任，他们必须是真正的“明白人”。所谓“明白人”，首先是对于权力性质的明白。懂得权力的公共性和它的合法性来源，懂得自己的领导身份来自组织和公众的信任而不是自己有了不得的能耐，职务上的变化并不意味水平的相应提升。其次是对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分离的明白。不能公权私用，不能以公权谋私利。最后是对于自身承担的公共责任的明白。不能凡事一笔糊涂账，要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什么事在什么时候做。

“明白人”领导形象的本质，是对于世事的洞察。领导者的职位性质，决定了从事领导工作的人既不能沉湎于超时代的理性，亦不可憧憬于某种假想式的浪漫和理想。他要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完善措施，做到见事早、动作快、工作实。关键时能审时度势，不失时机。能知先后，明轻重，晓缓急。做到心中有数，举止有度。火候把握的好，拿捏也得当。因此，“明白”，可以理解为适度的“糊涂”，是“将军赶路，不抓小兔”，是对于无关紧要事情的大略和放松。

“明白”，还包括不滥用人民给的权力，不以权利做交易，应主动、自觉地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所谓“高尚人”，是道德情操水准高于一般社会水准的人。由于领导职业的特性所决定，几千年来，人类对领导者一直有着“品高于人”的前在预设。孔子曾诠释“政治”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今天，领导者必须经受品格、品性上的考量，因为品格、品性也是一种领导力。当领导者，必须做人格道德上的“上品”而不能做假冒伪劣品。“高尚人”的领导者不仅崇尚道德上的正直，还须恪守政治上的方正。所谓“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意思是说，如果政治清明，自己不仅言语正直，而且行为也正直；如果政治不是这样，在行为上保持正直，在言语上则可以谦顺。这也是领导过程中一种必须的政治艺术。当然，脱离实际的过高要求，容易引发大量作伪、作秀行为，造成官场风气的不纯不正。

所谓“老实人”，就是老老实实做事，朴朴实实做人，不投机取巧，不搞浮夸，不玩小聪明。领导者应该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践行者，干实事，说实话，重实绩，求实效。老实人，一是在大的事情上，看得清时代潮流，能体察民众心态，懂得尊重客观规律，不一意孤行，不为一己私利驱人于苦海；二是在领导过程和行政事务中，尊重事物本来面貌，不搞文过饰非，不玩花拳绣腿。1963年5月，周恩来在谈到“不老实”的官僚主义时说：“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

“老实人”形象的本质，是返璞归真，恪守心灵的真实和“做人”的本分。正如1942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的：“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

所谓健康人形象，是指生理、心理都处于阳光状态而呈现身心健康的形象。良好的生理健康是从事领导工作的必要条件。病歪歪的人是不太适合领导工作的。正因为如此，许多领导者和政治家都热衷于体育运动，以此来营造“健康人”形象。

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健康”的定义是：健康不仅是身体没有病，还要有完整的生理、心理状态和社会的适应能力。相较于生理健康，一名领导者的心理健康更为重要。因为领导者的心理状况不仅关系到官场的风气，更关系到公共利益。病夫理政，危害极大。人类历史上，由于心理不健康导致的战争、嫉妒、陷害、排斥异己等种种恶行，实在不胜枚举，对人类公共利益造成的危害不可胜数。

今天，领导场上，人们对于“健康”的理解还非常狭隘。很多领导干部很注重身体保养，随身的小瓶中备有各种维生素片、人参片或其他保健品，但对于心理健康则相当忽略，心理养护知识匮乏。领导场上许多歪风邪气乃至许多腐败案件的发生，很多与心理健康状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领导者心理健康的最一般的表现，是不权欲熏心、不唯利是图、不仗势欺人、不小肚鸡肠、不嫉贤妒能。联合国有关专家断言，从现在起到21世纪中叶，没有任何一种灾难会像心理冲突那样，带给人们持久而深刻的痛苦。资料显示：当今引起各种疾病的原因中，70%—80%与心理因素有关。这些疾病包括高血压、冠心病、胃和十二指肠溃疡及有关皮肤病，最厉害的是抑郁症。

良好的心理卫生、健康积极的心态，是领导生涯成功的保证。每一名领导者在注重生理健康的同时，都应注重心理卫生知识学习，注重心灵花园的浇灌和养护，注重心理咨询和心理调适，使自己成为真正的“身心健康”者，而不是只要求下属心理健康。

要知道：一个健康的领导，才能更好地肩负起党和人民交付的重要职责。

全球化时代，公共事务的繁杂、社会生活的变迁、民主法治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长足推进，对于领导者群体的学养、知识结构在持续提出挑战。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理想的”国家治理模式是，“哲学家成为王”或“国王成为哲学家”。这一思想的本质，是倡导领导者知识化，倡导公共权力与知识的融合。人类的经验表明，从政的职业要求领导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

领导者“读书人”形象的本质，是对“知识理性”的尊崇。培根说过，读书在于造成完全的人格。多读一些书对于提升领导力、提高领导绩效有好处。没有良好的读书习惯，不可能形成良好的领导人格。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读书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是读书人。马克思写《资本论》，阅读的书籍、文献、资料有1500多种，写此书则花了整整40年心血。为了更好地研究俄国革命，五十岁了，才开始学习俄语，三个月即能看俄文报纸。有人做过统计，在《列宁全集》中，列宁所引用的他看过的书籍，有16000册之多。毛泽东曾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

我们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处在信息化时代，知识领域宽，更新传递快。因此，善于包容一切先进思想、观念、经验十分重要。知识就是力量。古人说，“唯宽可以容人，唯厚可以载物。”

今天，建立“学习型社会”，首先得有“学习型”的官员队伍和领导者群体。一名领导者，“书生气”不好，“书卷气”则是需要的。毛泽东当年曾批评干部队伍中一些人“不读书、不看报”，“不知有汉，无论晋魏”，这种情况，今天并未完全改变。领导群体中读书越来越少，这是一个值得十分警觉的现象。

“书多人贤，酒多人颠”。凡为领导者，应多一些读书，少一些应酬；多一些思考，少一些盲从；多一些沉静，少一些浮躁。“读书不仅是一种职业要求，更是一种生命的快乐。真正称得上有现代素养的领导者，应具备那种“从此静窗闻细韵，琴声长伴读书人”式的飘逸和“宁静致远”的品性。

人非生而知之，那么一定是学而知之，思而知之，行而知之，实践出真知。领导干部要时常问计于基层，问计于群众，问计于专家。

领导者应该是先进分子与普通人的二重组合。今天，各国领导人尽管性格、风格迥异，但“平民化”的人格取向却是普遍的追寻目标。包括政党领袖、国务活动家、政治家等在内的各种公共权威，都在努力表现自己是充满亲和力的“普通人”。平民化的“普通人”取向，不仅影响着对政坛风格的塑造和领导者的形象特征，也同时影响着对领袖和政治家政治审美和传播风格的塑造。今天，大量领袖题材的纪实作品，都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到领袖和政治家们“生活化”的内容。公众所期待的领导者形象，是那种睿智的、外向的、亲民的，而不只是充满威严感、神秘感的传统“魄力型”人物。我国总理温家宝，就是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总理。

需要指出的是，“普通人”绝非表面的做派和浅薄的作秀，而是一种来自心灵的朴实，是真正的平民化。科学家研究认为，人类在胚胎时有着长长的尾巴，随着胚胎的生长，人的尾巴才渐渐消失了。这一假说至少告诫我们，人是有“翘尾巴”习性的。正如法国思想家蒙田论述的：“如果我们偶尔花点功夫看看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将观察别人和了解外界事物的时间用来考察自己，我们就很容易感觉到，人的禀性的方方面面都是有缺陷、有毛病的。”（［法］蒙田：《蒙田随笔全集》上卷，译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346页）

真正有内质的、高于“普通人”的领导者，位再高、权再重，除了更加注重自我约束、自我提高外，决不会狂妄自大而超越“普通人”的界线。这就是21世纪新时代领导者群体在“普通人”方面的形象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