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小小的糖丸，承载的是很多人童年里的甜蜜记忆。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粒糖丸里包裹着的，是一位“糖丸爷爷”为抗击脊髓灰质炎而无私奉献的艰辛故事。

　　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在原卫生部举行，已经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当顾方舟1957年开始脊髓灰质炎研究时，他未曾想到这件事将成为自己一生的事业。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这位病毒学家、中国医学科集团北京协和医集团原院校长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疫病暴发之际，他与死神争分夺秒

　　时间回到1955年。

　　脊髓灰质炎在江苏南通暴发：全市1680人突然瘫痪，其中大多为儿童。病毒随后迅速蔓延到青岛、上海、南宁等地。据顾方舟夫人李以莞回忆，疾病暴发之初，有家长背着孩子跑来找顾方舟，顾方舟却只能说自己没有办法，治不了……

　　这件事一直影响着顾方舟。我国当时每年有一两千万新生儿，他知道早一天研究出疫苗，就能早一天挽救更多孩子的未来。

　　当时，国际上存在“死”“活”疫苗两种技术路线。中国医学科集团北京协和医集团院校长王辰说，当时的情况下，考虑个人的得失，选择死疫苗最稳妥，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死疫苗是比较成熟的路线，但要打三针，每针几十块钱，过一段时间还要补打第四针。要让中国新生儿都能安全注射疫苗，还需要培养专业的队伍，以当时的国力并非易事。而活疫苗的成本是死疫苗的千分之一，但因为刚刚发明，药效如何、不良反应有多大，都是未知之数。

　　深思熟虑后，顾方舟认定，在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只能走活疫苗路线。一支脊灰活疫苗研究协作组随后成立，由顾方舟担任组长。

　　面对未知风险，他用自己的孩子试药

　　顾方舟团队在昆明建立了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与死神争分夺秒。就这样，一个护佑中国千万儿童生命健康的疫苗实验室从昆明远郊的山洞起家了。

　　顾方舟自己带人挖洞、建房，实验室拔地而起。疫苗三期试验的第一期需要在少数人身上检验效果，这就意味着受试者要面临未知的风险。

　　顾方舟和同事们毫不犹豫地做出自己先试用疫苗的决定。顾方舟义无反顾地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吉凶未卜的一周过去后，他的生命体征平稳，没有出现任何异常。

　　但这一结果并未让他放松——成人大多对脊灰病毒有免疫力，必须证明这疫苗对小孩也安全才行。那么，找谁的孩子试验？谁又愿意把孩子给顾方舟做试验？

　　顾方舟毅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瞒着妻子，给刚满月的儿子喂下了疫苗！“我不让我的孩子喝，让人家的孩子喝，没有这个道理。”李以莞得知儿子服用了疫苗后，顾方舟这样对妻子说。

　　实验室一些研究人员做出了同样的选择：让自己的孩子参加了这次试验。经历了漫长而煎熬的一个月，孩子们生命体征正常，这一期临床试验顺利通过。

　　他成为孩子们口中的“糖丸爷爷”

　　1960年底，首批500万人份疫苗在全国11个城市推广开来。投放疫苗的城市，流行高峰纷纷削减。

　　面对逐渐好转的疫情，顾方舟没有大意，他意识到疫苗的储藏条件对不少地区难度不小，同时服用也是个问题。经过反复探索实验，陪伴了几代中国人的糖丸疫苗诞生了：把疫苗做成糖丸。

　　1990年，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规划开始实施，此后几年病例数逐年快速下降，自1994年发现最后一例患者后，至今未发现由本土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病例。

　　2019年1月2日，顾方舟在北京逝世。他走后，人们试图在儿时记忆里搜索脊灰糖丸的味道，纷纷留言“谢谢您，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糖丸”“可能是小时候最甜的回忆”……

　　有人说，顾方舟是比院士还“院士”的科学家，而他却谦逊地说：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做了一颗小小的糖丸。